曹植（192年－232年12月27日），字子建，沛国谯（今安徽省亳州市）人，出生于东阳武，是曹操与武宣卞皇后所生第三子，生前曾为陈王，去世后谥号“思”，因此又称陈思王。

曹植是三国时期曹魏著名文学家，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。其代表作有《洛神赋》、《白马篇》《七哀诗》等。后人因其文学上的造诣而将他与曹操、曹丕合称为“三曹”。

其诗以笔力雄健和词采画眉见长，留有集三十卷，已佚，今存《曹子建集》为宋人所编。曹植的散文同样也具有“情兼雅怨，体被文质”的特色，加上其品种的丰富多样，使他在这方面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。南朝宋文学家谢灵运有“天下才有一石，曹子建独占八斗”的评价。《诗品》的作者钟嵘亦赞曹植“骨气奇高，词彩华茂，情兼雅怨，体被文质，粲溢今古，卓尔不群。”王士祯尝论汉魏以来二千年间诗家堪称“仙才”者，曹植、李白、苏轼三人耳。

    10岁余便诵读诗、文、辞赋数十万言，出言为论，落笔成文，深得曹操的宠爱。后又因曹植跟其父曹操征战，打过不少胜战。因此曹操曾经认为曹植在诸子中“最可定大事”，几次想要立他为世子。然而曹植行为放任，不拘礼法，屡犯法禁，引起曹操的震怒，而他的兄长曹丕则颇能矫情自饰，终于在立储斗争中渐占上风，并于建安二十二年（217年)得立为世子。建安二十五年，曹操病逝，曹丕继魏王位，不久又称帝。曹植的生活从此发生了变化。他从一个过着优游宴乐生活的贵族王子，变成处处受限制和打击的对象。公元226年，曹丕病逝，曹叡继位，即魏明帝。曹叡对他仍严加防范和限制，处境并没有根本好转。曹植在文、明二世的12年中，曾被迁封过多次，最后的封地在陈郡，232年12月27日，41岁的逝世在封地陈郡(今淮阳)。陈人仰其诗文,哀其不幸,于城南高地筑陵纪之。因其溢号"思",故称陈思王。今淮阳城南3华里旷野中,矗立着一个高大的蘑茹状土堆,这便是思陵冢,三国陈思王曹植墓。

    诗歌是曹植文学活动的主要领域。前期与后期内容上有很大的差异。前期诗歌可分为两大类,一类表现他贵介公子的优游生活，一类则反映他“生乎乱、长乎军”的时代感受。前一类作品如《斗鸡》、《公宴》、《侍太子坐》等，描写游乐宴享之事,内容比较空虚浮泛。另一类作品有《泰山梁甫行》、《送应氏》等。《泰山梁甫行》描写了滨海地区人民的困苦生活，“剧哉边海民，寄身于草野。妻子像禽兽，行止依林阻。柴门何萧条，狐兔翔我宇”，从这些朴素而真实的描写中，可以体味到诗人对下层百姓所怀有的同情。《送应氏》二首，送别好友应□，作于建安十六年随军西征途经洛阳时。诗中除叙述友情外，着重写了东汉皇都洛阳在战乱以后“垣墙皆顿擗，荆棘上参天”的残破荒凉景象以及诗人的内心激动，反映了汉末军阀混战所造成的社会大破坏，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。诗中写到“中野何萧条，千里无人烟”，同曹操“白骨露于野，千里无鸡鸣”（《蒿里行》）、王粲“出门无所见，白骨蔽平原”（《七哀》之一）等描写相一致。

   此外，《名都篇》写京洛少年的“骑射之妙，游骋之乐”,前人以为有讥刺之意,但从内容看，当是作者生活的自我写照。他的《白马篇》则写“幽并游侠儿”的高强武艺和报国立功的壮志，以“寄身锋刃端，性命安可怀。父母且不顾，何言子与妻。名编壮士籍，不得中顾私”等句作结，表现了建功立业的抱负。诗风雄健刚劲，是历来传诵的名篇。

    后期诗歌，主要抒发他在压制之下时而愤慨时而哀怨的心情,表现他不甘被弃置,希冀用世立功的愿望。其代表作有《野田黄雀行》、《赠白马王彪》、《七哀诗》、《怨歌行》、《鰕鳣篇》、《杂诗》等6首。《野田黄雀行》大约作于曹丕继位之初，诗中以黄雀上遇鹞鹰、下逢罗网，来比喻他的好友丁仪被曹丕所杀。《赠白马王彪》是一篇力作。诗作于黄初四年，其年五月,诸藩王俱朝京师洛阳，任城王曹彰在洛突然死去，七月诸王还国，曹植与曹彪（白马王）同路，又被监国使者所禁止，诗人“意毒恨之”，愤而成篇，以赠别曹彪，诗分7章，先写离开洛阳返回封地时途中情状，又写对已故曹彰的怀念和对即将分离的曹彪的惜别之情。诗中愤怒斥责监国使者是“鸱枭”、“豺狼”、“苍蝇”，实际上矛头指向了曹丕。诗中安慰曹彪不要过于悲伤，“丈夫志四海，万里犹比邻,恩爱苟不亏，在远分日亲”。整篇作品既表现了深沉的悲痛，又不流于悲伤绝望，写得情真意切，感人至深。《七哀诗》使用以夫妇比君臣的手法，诉说自己被长时间弃置勿用的愁思。《杂诗》六首，非一时一地之作。除第一、六首（“高台多悲风”，“飞观百余尺”）外，其余四首大抵是后期作品。其中第二、三、四首，内容与《七哀诗》相类，多抒写时光流逝而自己无所作为的悲哀。第五首（“仆夫早严驾”）则跳出了感叹个人命运的圈子，把注意力转向国家大事，对当时政治形势表示关切，并发出了“愿欲一轻济，惜哉无方舟，闲居非吾志，甘心赴国忧”的呼声，显示了身处逆境而志意不衰的精神状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