辛弃疾（1140－1207），南宋词人。原字坦夫，改字幼安，别号稼轩，汉族，历城（今山东济南）人。出生时，中原已为金兵所占。21岁参加抗金义军，不久归南宋。历任湖北、江西、湖南、福建、浙东安抚使等职。一生力主抗金。曾上《美芹十论》与《九议》，条陈战守之策。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，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，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；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。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，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。由于辛弃疾的抗金主张与当政的主和派政见不合，后被弹劾落职，退隐江西带湖。

思想内容

辛弃疾有许多与陆游相似之处：他始终把洗雪国耻、收复失地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，并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写出了时代的期望和失望、民族的热情与愤慨。在文学创作方面，他不像陆游喜欢写作诗歌尤其是格式严整的七律，而是把全部精力投入词这一更宜于表达激荡多变的情绪的体裁。

辛弃疾在词史上的一个重大贡献，就在于内容的扩大，题材的拓宽。他现存的六百多首词作，写政治，写哲理，写朋友之情、恋人之情，写田园风光、民俗人情，写日常生活、读书感受，可以说，凡当时能写入其他任何文学样式的东西，他都写入词中，范围比苏词还要广泛得多。而随着内容、题材的变化和感情基调的变化，辛词的艺术风格也有各种变化。虽说他的词主要以雄伟奔放、富有力度为长，但写起传统的婉媚风格的词，却也十分得心应手。如著名的《摸鱼儿·淳熙亥己……》，上阕写惜春，下阕写宫怨，借一个女子的口吻，把一种落寞怅惘的心情一层层地写得十分曲折委婉、回肠荡气，用笔极为细腻。他的许多描述乡村风光和农人生活的作品，又是那样朴素清丽、生机盎然。如《鹧鸪天》的下阕：

“山远近，路横斜，青旗沽酒有人家。城中桃李愁风雨，春在溪头荠菜花。”以及《西江月》的下阕：“七八个星天外，两三点雨山前。旧时茅店社林边，路转溪桥忽见。”于简朴中见爽利老到，是一般人很难达到的境界。所以刘克庄《辛稼轩集序》说：“公所作，大声鞺鞳，小声铿鍧，横绝六合，扫空万古，自有苍生以来所无。其秾纤绵密者，亦不在小晏、秦郎之下。”这是比较全面也比较公允的评价。

辛词和苏词都是以境界阔大、感情豪爽开朗著称的，但不同的是：苏轼常以旷达的胸襟与超越的时空观来体验人生，常表现出哲理式的感悟，并以这种参透人生的感悟使情感从冲动归于深沉的平静，而辛弃疾总是以炽热的感情与崇高的理想来拥抱人生，更多地表现出英雄的豪情与英雄的悲愤。因此，主观情感的浓烈、主观理念的执着，构成了辛词的一大特色。

艺术风格

宋词在苏轼手中开创出一种豪放阔达、高旷开朗的风格，却一直没有得到强有力的继承发展。直至南渡之初张元干、张孝祥、叶梦得、朱敦儒等人以抗金雪耻为主题的词，才较多继承了苏轼的词风，起到一种承前启后的作用。但他们的这一类词作，主要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为内心激情所支配的结果，而没有成为有意识的艺术追求，也没有更大幅度地向其他题材拓展，所以成就不是很高。到辛弃疾出现在词坛上，他不仅沿续了苏词的方向，写出许多具有雄放阔大的气势的作品，而且以其蔑视一切陈规的豪杰气概，和丰富的学养、过人的才华，在词的领域中进行极富于个人特色的创造，在推进苏词风格的同时也突破了苏词的范围，开拓了词的更为广阔的天地。

在他的词中，如“将军百战身名裂。向河梁、回头万里，故人长绝。易水萧萧西风冷，满座衣冠似雪。正壮士、悲歌未彻”（《贺新郎》），“夜半狂歌悲风起，听铮铮、阵马檐间铁。南共北，正分裂”（《贺新郎》），乃至“恨之极，恨极销磨不得。苌弘事、人道后来，其血三年化为碧”（《兰陵王》），都是激愤不能自已的悲怨心声，如“天风海雨”，以极强烈的力度震撼着读者的心灵。辛弃疾也信奉老庄，在词中作旷达语，但他并不能把冲动的感情由此化为平静，而是从低沉甚至绝望的方向上宣泄内心的悲愤，如“元龙老矣，不妨高卧，冰壶凉簟。千古兴亡，百年悲笑，一时登览”（《水龙吟》），“甚矣吾衰矣。怅平生、交游零落，只今余几。白发空垂三千丈，一笑人间万事”（《贺新郎》），“身世酒杯中，万事皆空。古来三五个英雄，雨打风吹何处是，汉殿秦宫”（《浪淘沙》），这些表面看来似旷达又似颓废的句子，却更使人感受到他心中极高期望破灭成为绝望时无法销磨的痛苦。

而他的英雄的豪壮与绝望交织纽结，大起大落，反差强烈，更形成瀑布般的冲击力量。如《破阵子·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》，从开头起，一路写想象中练兵、杀敌的场景与气氛，痛快淋漓，雄壮无比。但在“了却君王天下事，赢得生前身后名”之后，突然接上末句“可怜白发生”，点出那一切都是徒然的梦想，事实是白发无情，壮志成空，犹如一瓢冰水泼在猛火上，令人不由得惊栗震动。

在意象的使用上，辛弃疾也自有特点。他一般很少采用传统词作中常见的兰柳花草及红粉佳人为点缀；与所要表达的悲凉雄壮的情感基调相吻合，在他的笔下所描绘的自然景物，多有一种奔腾耸峙、不可一世的气派。如“峡束苍江对起，过危楼、欲飞还敛”（《水龙吟》），“谁信天峰飞堕地，傍湖千丈开青壁”（《满江红》）；他所采摭的历史人物，也多属于奇伟英豪、宕放不羁，或慷慨悲凉的类型，如“射虎山横一骑，裂石响惊弦”的李广（《八声甘州》），“金戈铁马，气吞万里如虎”的刘裕（《永遇乐》），“年少万兜鍪，坐断东南战未休”的孙权（《南乡子》）等等。这种自然和历史素材的选用，都与词中的感情力量成为恰好的配合，令人为之感奋。

所以，同属于豪放雄阔的风格，苏轼词较偏于潇洒疏朗、旷达超迈，而辛词则给人以慷慨悲歌、激情飞扬之感。

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又一大特色，是广泛地引用经、史、子各种典籍和前人诗词中的语汇、成句和历史典故，融化或镶嵌在自己的词里。这本来很容易造成生硬艰涩的毛病，但是以辛弃疾的才力，却大多能够运用得恰到好处、浑成自然，或是别有妙趣，正如清人刘熙载《艺概》所说：“任古书中理语、廋语，一经运用，便得风流”。以《永遇乐·京口北固亭怀古》一篇为例，百余字的篇幅，叙及孙权、刘裕、刘义隆、拓跋焘、廉颇五个历史人物的事迹，而与作者所要表达的主观情感、意念丝丝入扣；不仅内涵极为丰厚，而且语气飞动，神情毕露，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情。

当然，辛弃疾的词时常也有过分散文化、议论太多，以及所谓“掉书袋”即用典用古语太多的毛病，但不管怎么说，他确实把词大大地改造了；他的词不仅是 “无意不可入，无事不可言”，而且是任何“意”和“事”都能表达得很自由很充分。这样，词的创作才完全摆脱了羁绊，进入了自由的境界。

故宫博物院藏南宋辛弃疾的《行书去国帖》为纸本，行书十行，为酬应类信札。末署“宣教郎新除秘阁修撰权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辛弃疾札子”。中锋用笔，点画规矩，书写流畅自如，于圆润爽丽中不失挺拔方正之气象。曾经过元朝赵孟頫，明黄琳、项元沛，清朝永理等鉴藏，《书画鉴影》著录。

青玉案·元夕

朝代：宋代

作者：辛弃疾

东风夜放花千树。更吹落、星如雨。

宝马雕车香满路。凤箫声动，玉壶光转，一夜鱼龙舞。

蛾儿雪柳黄金缕。笑语盈盈暗香去。

众里寻他千百度。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。

译文：

入夜一城花灯好象是春风吹开花儿挂满千枝万树，烟火象是被吹落的万点流星。驱赶宝马拉着华丽车子香风飘满一路。凤箫吹奏的乐曲飘动，与流转的月光在人群之中互相交错。玉壶的灯光流转着，此起彼伏的鱼龙花灯在飞舞着，美人的头上都戴着亮丽的饰物，有的插满蛾儿，有的戴着雪柳，有的飘着金黄的丝缕，她们面带微笑，带着淡淡的香气从人面前经过。在众芳里我千百次寻找她，可都没找着；突然一回首，那个人却孤零零地站在、灯火稀稀落落之处。

这首词是词人刚从北方投奔到南宋，在南宋的都城临安所著，当时祖国的半壁江山都在侵略者的铁蹄的蹂躏之下，用一首林升的诗最能反映：“山外青山楼外楼，西湖歌舞几时休？暖风熏得游人醉，直把杭州作汴州。”

这首词作于宋淳熙元年或二年。当时，强敌压境，国势日衰，而南宋统治阶级却不思恢复，偏安江左，沉湎于歌舞享乐，以粉饰太平。洞察形势的辛弃疾，欲补天穹，却恨无路请缨。他满腹的激情、哀伤、怨恨，交织成了这幅元夕求索图。国难当头，朝廷只顾偷安，人们也都“笑语盈盈”，有谁在为风雨飘摇中的国家忧虑？作者寻找着知音。那个不在“蛾儿雪柳”之众、却独立在灯火阑珊处，不同凡俗、自甘寂寞的人，正是作者所追慕的对象。有没有这个真实的“那人”存在？我们只能猜测，与其说有这个人，不如说这也是作者英雄无用武之地，而又不肯与苟安者同流合污的自我写照。在这首词中，诗人寄托了他对国家兴亡的感慨和对社会现实的批判，既有“暖风熏得游人醉，直把杭州作卞州”（[宋]林升《题临安邸》）的谴责，又有杜牧诗句“商女不知亡国恨，隔江犹唱后庭花”（《泊秦淮》 ）的忧虑，更有“把吴钩看了，栏干拍遍，无人会，登临意”（辛弃疾《水龙吟·登建康赏心亭》）的痛苦。辛弃疾是宋代的一个文能治国，武可杀敌的人才！郭沫若的对联对辛弃疾做了很好的概括：“铁板铜琶继东坡高唱大江东去，美芹悲黍冀南宋莫随鸿雁南飞。”只可惜生在朝野萎靡泄沓的南宋时代，报国杀敌雄心无法实现，只有借诗词以抒发愤慨愁恨，借“那人”表达自己不愿随波逐流，自甘寂莫的孤高性格。

这首词是辛弃疾的代表作之一。下面是著名红学家、古典文学研究家周汝昌对此词的赏析要点。

写上元灯节的词，不计其数，稼轩的这一首，却谁也不能视为可有可无，即此亦可谓豪杰了。然究其实际，上片也不过渲染那一片热闹景况，并无特异独出之处。看他写火树，固定的灯彩也。写星雨，流动的烟火也。若说好，就好在想象：是东风还未催开百花，却先吹放了元宵的火树银花。它不但吹开地上的灯花，而且还又从天上吹落了如雨的彩星——燃放烟火，先冲上云霄，复自空而落，真似陨星雨。然后写车马，写鼓乐，写灯月交辉的人间仙境——“玉壶”，写那民间艺人们的载歌载舞、鱼龙曼衍的“社火”百戏，好不繁华热闹，令人目不暇给。其间“宝”也，“雕”也，“凤”也，“玉”也，种种丽字，总是为了给那灯宵的气氛来传神，来写境，盖那境界本非笔墨所能传写，幸亏还有这些美好的字眼，聊为助意而已。总之，稼轩此词，前半实无独到之胜可以大书特书。其精彩之笔，全在后半始见。

后片之笔，专门写人。他先从头上写起：这些游女们，一个个雾鬓云鬟，戴满了元宵特有的闹蛾儿、雪柳、金缕缠就的春幡春胜。这些盛妆的游女们，行走之间，说笑个不停，纷纷走过去了，只有衣香犹在暗中飘散。这么些丽者，都非主人公意中关切之人，在百千群中只寻找一个——却总是踪影皆无。忽然，眼光一亮，在那一角残灯旁侧，分明看见了她，她原来在这冷落的地方，还未归去，似有所待。

这发现那人的一瞬间，是人生的精神的凝结和升华，是悲喜莫名的感激铭篆，词人却如此本领，竟把它变成了笔痕墨影，永志弗灭。——读到末幅煞拍，才恍然彻悟：那上片的灯、月、烟火、笙笛、社舞、交织成的元夕欢腾，那下片的惹人眼花缭乱的一队队的丽人群女，原来都只是为了那一个意中之人而设，而写，倘无此人在，那一切都没有意义与趣味。

上片临末，已出“一夜”二字，这是为“寻他千百度”说明了多少时光的苦心痴意，所以到得下片而出“灯火阑珊”，方才前早呼而后遥应，可见词人笔墨之细，文心之苦。

王静安《人间词话》曾举此词，以为人之成大事业者，必皆经历三个境界，而稼轩此词之境界为第三即最终最高境。此特借词喻事，与文学赏析已无交涉，王先生早已先自表明，吾人可以无劳纠葛。

从词调来讲，《青玉案》十分别致，它原是双调，上下片相同，只上片第二句变成三字一断的叠句，跌宕生姿。下片则无此断叠，一连三个七字排句，可排比，可变幻，总随词人之意，但排句之势是一气呵成的，单单等到排比完了，才逼出煞拍的警策句。北宋另有贺铸一首（《青玉案·凌波不过横塘路》），此义正可参看。